拍品名称：

吴雪俦 行书《武侯祠怀古》

图录号：

97

年代：

1986年作

艺术家：

吴雪俦

材质：

镜心 纸本

作品分类：

尺寸：

69×34cm

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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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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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司：

北京翰海

拍卖会名称：

2015秋季拍卖会

专场名称：

海上旧梦—海上藏家藏中国书画

拍卖时间：

2015年11月27日-29日

备注：

声 明：

钤印：雪俦词翰
款识：武侯祠怀古，八六年丙寅暮春，书奉海潮老兄惠正，吴雪俦。释文：一木可使大厦倾，武乡伟略几人能。流风善政评遗烈，司马家儿颂盖臣。

说明：上款“海潮”为江海潮先生。江海潮（19081996）辽宁岫岩人，祖籍山东即墨。原名纯仁，号灜波。1926年入东北大学，为张学良学生。1929年赴德留学，入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1936年获得国际法博士学位，遂至德国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在德时先后有西蒙斯、斯特录普二位老师，成为实际法学派，又为空间法专家。1937年回国后，历任于右任机要秘书，王宠惠行政院长兼外长的私人助手，重庆大学、中央政校、复旦大学教授等职。解放后历任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兼国际法律大辞典编委等职。著有德文《中国宪法变迁史及国家元首在法律上的地位》、论文《中国制定宪法》、《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等，中文有《五权宪法要论》、《空间法学论文集》等，译著有《德国远东外交陷于困境——中国、日本、德国1933年到1939年的国际关系》。生前与沈尹默、吴青霞、吴蕴瑞、陈秋草、田桓、朱屺瞻、钱崇威、李丁陇等人过从甚密。张学良九十寿辰时，被邀赴东北参加庆祝会。

吴雪俦（1908－1991），原名萃人，贵州湄潭人。1908年9月生，民盟盟员。著作有：《文学概论》、《人事学》、《贵州辛亥革命史略》、《贵州辛亥革命散记》、《贵州红岩碑初考》及未出版的《周易新考》、《律吕新义》、《苗族考》。

瀛波堂藏书画
父亲江海潮一生中的四位贵人
人的一生中若能碰到一位贵人相助，已是很幸运了，若能遇到几位贵人相助，那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了。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位一生中多次遇到贵人相助、提携、相护的幸运之人。
父亲江海潮是辽宁岫岩人，生于清末动荡不安的年月，十三岁丧父，独子，仅靠母亲在东北老家开一家小杂货店，艰难地维持着孤儿寡母的生计，好不容易进入东北大学读书。在大学二年级时，遇到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位贵人：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张学良见我父亲成绩优良，尚未大学毕业，就破格提拔，以他私人财力，支助我父亲赴德国求学。直至1936年，在德国读完大学，获法学博士为止，历时七、八年之久。在此其间，张学良经常与他书鸿往来，一则嘱他努力求学，以便学成后回国报效祖国，二则要求他经常将德国及欧洲的时势动态汇报予他，以便他更准确地了解欧洲动荡不安的局势（当时是希特勒时代，二战全面爆发前夕，欧洲就是一个火药桶，而当时国民政府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与德国合作较多）。张学良写给他的诸多信函，解放初期早就上交给有关方面，归入他的档案中。文革结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清理档案销毁“黑材料”时，校方在他档案中理出这批信件，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了他。（见附件）正因为当初把这些信件交给了有关方面，才得已完好保存，要不然文革中定然会予以烧毁。那年代你有几颗脑袋，还敢保存这些东西，不要命了！当然，现在开明，可以展现在各位面前，作为一份历史真实的史料，供大家观看。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位贵人，使他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
193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办时，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曾前去观看。她是我父亲大学时的同学。她去德国，自然会找上我父亲，并由我父亲陪同她观看奥运会的比赛并兼做她在德期间旅游的向导。
他的第二位贵人，是他的德国导师，当时著名的国际法教授斯特若甫教授。他曾出任过当时的德国国家大法官。我父亲在他那儿取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德国科学院任研究员。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了起来。对一个旧知识分子来说，知恩图报是做人最起码的底线。于是我父亲毅然放弃了在德国科学院优越的职位，回国为营救恩人张学良脱险而奔走。这时，斯特若甫教授特意亲笔为他给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写了一封推荐信，使他回国后能较快地进入上层知识分子圈子。他曾在复旦大学商学院（马寅初当时是商学院院长）和中央大学任教授。其间参与当时《水利法》的起草工作。这是他生命中遇到的第二位贵人，使他能较快地进入他职业生涯的上升通道，并能更好地授课。
第三位贵人就是于右任了。他当时是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也在为营救张学良而奔走。见有张学良私人支助的留学生回国，且懂德文，正是他所需要的人材，于是将我父亲揽入监察院任秘书，并最后提携为身边的简任秘书、专员等职。当时于右任身边最核心的人员是他的儿子于望德、女婿屈武（后与张治中、刘斐等一起作为参加国共合谈的代表）和我父亲。于右任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及书法家，他身边也自然而然地聚集着一批著名文人，学者，书家、画家，如章士钊、沈尹默等，他们常在一起契阔谈咽，书画往来。而我父亲也自然而然地与这些文人相熟识并结为友人了。
1949年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时，于右任又积极为营救张学良而奔走。那时于右任内定我父亲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到台湾去迎接张学良回大陆。后因蒋介石从中作梗，“迎张”计划破产，而使我父亲失去了一个见到恩人的机会，含恨而罢。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章士钊对我父亲说，毛主席让他带话给监察院的朋友说：“你们是整顿吏治的，与共产党并无血仇，不用担心，更不必到台湾去，可留在大陆。”我父亲本来就是希望国共合作，反对内战的，听了章老的带话，坚定了留在大陆的决心，就没去台湾。而于右任却被保密局的特务们裹挟，违心地去了台湾。
六十年代中期，大陆发表了于右任先生1962年1月写就的《望大陆》这首千古绝唱诗，其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之殇！”之句，曾使无数溃逃台湾不得回归之人怦然心动，泪涕长流，亦使我父亲再次思念他生命中的第三位贵人于右任，因海峡两岸长期隔离，期望再次相见，已无可能，唯有空惆怅，掩诗长叹了。
解放后，我父亲遵守政府各项法令，除了工作认真勤勉外，早已将解放前的历史向有关方面作了如实的陈述。因此，历次政治运动如“镇反”，“三反五反”，“反右”，“社教”等一系列运动中，政府确实也没有怎么为难或整肃过他，而在1956年党向知识分子撇开大门时，第一批就把他安排在外语学院德语系任教授。他还是民革的市委委员、顾问。以后又辗转到上海财经学院、复旦大学等高校任教。除了在文革中不可避免地倍受冲击、批斗，受过侮辱，关过牛棚以外，文革前确实从未在政治上承受过公开的打击。而许多象他那样留学国外后回国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倍受打击，整肃，其中许多人妻离子散，甚至命丧九泉。相比这些人，没有碰上如此惨烈的遭遇，他是幸运的。在他后半辈子中，有惊却无险，他能活到八十九岁寿终正寝，也是他的福份。他常说，这是周总理在暗中保护着像他这样从旧中国过来并从过政的旧知识分子，使他免受牢狱之灾，因此，周总理是他生命中的第四位贵人。
打倒“四人帮”后，通过在美国旧金山的姨夫，我父亲联系到了东北元老万福林的儿子万国宾先生。万先生是我父亲的大学同学，曾做过东北铁路局局长。通过他联系上了张学良将军。张将军当时已自由多了，可以与大陆通信了。于是我父亲直接给张将军寄去了一帧他早年的像片和一本他当年为张将军书写并赠于张将军的书。该书1937年以德文出版于德国柏林。他在该书扉页上用德文写到：
本作品最强烈的灵感来自于：
对祖国真挚的热爱和对张学良将军的崇敬。
谨以此书敬献给他们。
算是感谢恩师多年的栽培而却迟到了四十多年的汇报吧！
而后他们又有几次书鸿往来（见附件）。那时张将军已九十多岁高龄了。时过境迁，仍多次亲笔回信，字虽不多，却已是极难得了。所以每次接信奉读时，我父亲都是思绪纷纷，激动不已。总想有机会再见恩人一面。但张将军因各种因素的羁绊，没回大陆，最终他们还是师生天各一方，不得聚首，成为我父亲的终身遗憾！
纵览我父亲八十九岁的这一生，亦是中国政局最动荡不安的时代：清朝崩溃，民国初建，军阀混战，外寇入侵，十四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又加建国后的各项政治运动，动荡而不安，但他在他动荡的一生中能得到四位贵人的相助、提携、相护，确实是非常难得和幸运的。他一直感恩于这四位贵人，却又常叹，月有阴晴圆缺，与贵人离散后再无聚首之机会，此事古难全，这是他最终的遗憾！
江敦寅
2015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