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名称：

清乾隆 御制王献之《中秋帖》 《洛神赋》玉版

图录号：

872

年代：

清乾隆

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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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

《洛神赋》玉版

作品分类：

尺寸：

30.9×29.6×1.7cm

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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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

RMB：开通VIP查看价格

HK：21000000
USD：2772000 GBP：0 EUR：0

拍卖公司：

北京诚轩

拍卖会名称：

北京诚轩2009春季拍会

专场名称：

瓷器工艺品 总成交额：4,410.11 万元　成交率：71.85%

拍卖时间：

2009年5月24日至31日

备注：

声 明：

说明：拍品为三希堂珍藏王献之《中秋帖》的刻玉之作，玉料规整硕大，质地清润，厚重有力。
边缘刻四条阴线，两两为组，形成边框，其间饰变形夔龙及卷草纹。正面刻王献之行书《中秋帖》全文，引首钤“三希堂”收藏印章，后楷书题签“晋王献之书”，尾镌乾隆题跋与题记：“神韵独超，天资特秀”、“大内藏大令墨迹，多属唐人钩填，惟是卷真迹。二十二字，神采如新，洵希世宝也。向贮御书房，今贮三希堂中。乾隆丙寅二月御识。”背面刻王献之楷书《洛神赋十三行》。两面通体饰以金彩。玉版集王献之行草书、楷书最享负盛名之两件作品于一身，并钤“三希堂”印章，身世不凡，当为乾隆帝三希堂所藏。
2003年，苏富比香港春季拍卖会编号23，清乾隆御制玉雕快雪时晴帖插屏，与拍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参见《香港苏富比三十周年》，页323，图368），但体量较拍品为小。
《中秋帖》传为王献之所书，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珣《伯远帖》合称“三希”，乾隆皇帝得此三帖，如获至宝，置于书房，朝夕观摩，一向被认为是清宫诸多珍藏中的“珍中之珍”。
参阅：《香港苏富比三十周年》，香港苏富比公司，2003年，页323，图368
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御制王献之《中秋帖》、《洛神赋》玉版
乾隆帝在养心殿度过了六十四个春秋，创立了中国皇朝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他在各个方面都自命不凡，在文化方面不但要压倒当代文人，而且想超越古人。清代皇帝无不写得一手好字，自负风雅的乾隆尢是如此，他非常喜欢收藏和临写历代名迹，“三希堂”是乾隆留下的最明显标志。乾隆十一年（1746），他把日常居住的养心殿西间辟出一个四平方米小室，用贮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的《伯远帖》三件稀世之珍，取名“三希堂”。按乾隆认为，“三希”有两层含意，一是宋周敦颐之说：“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即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成为知天之人。他是以三希自勉，不懈追求。二是“珍稀”，指珍惜三件稀世珍宝。他认为此三帖经上千年治乱兴衰，存亡离合，终荟萃于一堂——“虽丰城之剑，合浦之珠，无以踰此”。为此乾隆皇帝亲自为之撰书匾、联及《三希堂记》。
《中秋帖》，传为晋王献之书，是著名的古代书法名迹，现藏故宫博物院。纸本手卷，纵27厘米，横11.9厘米。行书3行，共22字，释文为：“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无署款。卷前引首乾隆帝行书题“至宝”两字，前隔水乾隆御题一段，帖正文右上乾隆御题签“晋王献之中秋帖”一行。卷后有明董其昌、项元汴、清乾隆题跋，其中附乾隆帝、丁观鹏绘画各一段。卷前后及隔水钤有北宋“宣和”内府、南宋内府、明项元汴、吴廷、清内府等鉴藏印。
王献之是王羲之第七子，书法受其父影响，且又有创新，他将王体行书的笔法进一步加以升华和提炼。此帖已接近草书，纵逸豪放，用笔行云流水，连带互映关系，将字体处理得完美至极。《书断》中评说《中秋帖》：“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
关于《中秋帖》、《伯远帖》“二希”从清宫佚失而后复归故宫博物院的过程，流传一段曲折故事。1911年以后至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中秋帖》、《伯远帖》据言收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际流失，而为郭葆昌所得。1950年，《中秋帖》、《伯远帖》在香港求售，徐伯郊闻讯后向国内报告，最后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决定由国家拨专款购回，终于使“二希”回归故宫博物院。至于《快雪时晴帖》目前则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洛神赋十三行》是王献之的小楷作品，据说王献之好写洛神赋，写过不只一本，但真迹均已不复存在。今只传南宋末年贾似道所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世称“玉版十三行”，原藏于清宫，后散佚于民间，现藏首都博物馆。此帖体势秀逸，笔致洒脱，清杨宾《铁函斋书跋》认为“字之秀劲圆润，行世小楷无出其右”。
拍品为乾隆时期造办处玉作所制，长30.9厘米，宽29.6厘米，厚达1.7厘米。四周饰变形夔纹及卷草纹，正面描金浅刻“三希”中王献之《中秋帖》，反面刻《洛神赋》十三行，玉版质地清润，厚重有力，刻工精细，用料奢靡，皇家气息浓重，与苏富比香港2003年春拍编号23拍品清乾隆御制玉雕快雪时晴帖插屏属同类器（参见《香港苏富比三十周年》，页323，图368），玉版右上角均刻有“三希堂”印记，区别于《三希堂法帖》，由此证明此玉版曾收藏于三希堂之中。
由于乾隆皇帝雅好古物，每当发现一件珍贵文物时，他总要题诗或钤印，并亲自组织人员制作不同形式的“复本”，以供其欣赏把玩。此件玉版集王献之行草书和楷书两件书法于一身，足见乾隆帝嗜古成癖，热衷翰墨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