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名称：

清乾隆 木胎漆金释迦牟尼佛坐像

图录号：

854

年代：

清乾隆

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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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

作品分类：

尺寸：

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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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司：

北京诚轩

拍卖会名称：

北京诚轩2009春季拍会

专场名称：

瓷器工艺品 总成交额：4,410.11 万元　成交率：71.85%

拍卖时间：

2009年5月24日至31日

备注：

声 明：

说明：释迦牟尼佛面相丰满，鼻梁高直，双目半睁，神态庄重慈祥。双手置胸前施转法轮印（又称说法印）。身披袒右肩式袈裟，衣纹自然生动。全跏趺坐于单层仰莲底座之上，莲瓣扁平宽硕，瓣尖勾卷。
这种施转法轮印的释迦牟尼佛坐像，表现的是佛于菩提树下初转法轮的场景。
参阅：《皇权与佛法—藏传佛教法器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9年，页102，图24
康雍乾时期的藏传佛教信仰与宫廷造像藏传佛教又名喇嘛教，它形成于西藏，直接继承了东印度帕拉王朝盛行的无上瑜伽密教并加以发展，故与汉地佛教有较大的不同。元代以后，随着朝廷的重视与扶植，藏传佛教传入内地，其影响日益隆盛。
清王朝十七世纪初崛起于辽东地区，最初信奉萨满教，但为了招徕当时与其比邻、普遍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诸部落以壮大实力争夺天下，努尔哈赤开始推崇藏传佛教。自此，清朝历代君王均十分重视藏传佛教，入关统一中国之后，更是将尊崇和扶持藏传佛教当成了一项基本国策，尤其推崇格鲁派（黄教）。这一方面是为了通过黄教的影响力，加强并巩固对包括蒙古、西藏等在内的广大藏传佛教信仰地区的统治，即所谓“兴黄安蒙”、“兴黄安藏”。如1653年顺治帝正式册封来京的五世达赖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名号，颁给金印和金册，1713年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亦赐金印，从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和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地位正式确立；另外康熙帝还于1691年册封一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大喇嘛”，统管外蒙古地区喀尔喀部宗教事务；1706年又册封一世章嘉活佛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并赐金印，令其总领内蒙古喇嘛教。自此，清朝格鲁派四大宗教领袖正式形成，作为前藏、后藏、外蒙、内蒙的最高宗教领袖，他们与清廷密切配合。另一方面，对黄教的推崇也使得该信仰在清宫中深深扎根，尤以康雍干时期为盛。紫禁城内外修建多处藏传佛教殿堂，所陈宗教文物盛多，佛事频繁，每天都有喇嘛在皇宫御苑中念经做法事，帝后亦经常到佛堂拈香礼佛，聆听喇嘛诵经，参与各种佛事活动。甚至乾隆皇帝还拜三世章嘉活佛为师，接受“胜乐铃五神”灌顶，修习密宗。
随着藏传佛教对清宫影响不断深入，它已然成为清代宫廷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绘画、造像均得到大力的促进和发展。
乾隆帝曾多次命令宫中西洋传教士与汉藏画师合作，依照唐卡样式为自己绘制佛装像，如《乾隆帝普宁寺佛装像》（见右下图）；有些作品借助宗教题材来颂扬帝王，如丁观鹏《弘历维摩诘演教图》（见右上图），乾隆皇帝以自己的形象入佛教绘画，不仅表明了他的宗教信仰，也反映了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与个人期望。
问鼎中原后，清宫便已经开始制作藏传佛像，康熙三十六年（1697）设立专门机构“中正殿念经处”来管理造办佛像、喇嘛诵经、佛教绘画（唐卡）等一系列宫廷藏传佛教活动，雍正时期的档案中保留了许多制作佛像的记录。总体而言，康熙、雍正时期的宫廷造像，受明朝宫廷造像的影响较大，强调比例匀称、表情生动、衣纹流畅、装饰华丽。是次拍品中的夹胎漆金四臂观音（编号855），种类稀少，与清宫旧藏铜鎏金四臂观音菩萨坐像风格相类，为康熙朝宫廷造像珍品；铜鎏金白度母及白上乐金刚坐像（编号856、857），錾花鎏金，品相保存极佳，间或镶嵌宝石，风格华丽，宽束腰莲花座具有典型雍正造像风格，传世罕见。
到了乾隆时期，由于乾隆帝本人极其信佛、崇佛，下旨新建了许多藏传佛教殿堂，需要大量的佛像用以陈设供奉；与蒙古、西藏的交流日渐频繁，用作赏赐、馈赠的造像数量也大大增加，刺激了宫廷佛像的制作。清宫造办处集中了一大批藏族、蒙族、汉族、满族甚至还有来自尼泊尔的优秀工匠，他们在以三世章嘉活佛为首的众多大喇嘛指导下制作佛像，甚至乾隆皇帝本人也亲自参与其中。从档案上看，其制佛程序一般为：先由三世章嘉活佛、“中正殿画佛像喇嘛”等大喇嘛画纸样即初稿，乾隆帝御览后若无异议，即降旨拨蜡样，随后将蜡样恭呈御览，这一步乾隆皇帝通常会提出修改意见，待修改后的蜡样再次呈览、乾隆同意之后，才能交造办处制作。佛像造好后乾隆帝会亲自验收，他满意方能对佛染发、泥金、装藏、开光，如果他不满意，则会降旨毁之重造，工匠和监造官还会受到罚俸、鞭笞等严厉的惩罚。
总之，乾隆朝是清宫藏传佛像制作的全盛时期，其造像数量之多、种类之全，是历朝历代所未见的。所用材质也丰富多彩，有金、银、铜、漆、木、玉、石、泥等多种。例如此次拍品木胎漆金释迦牟尼佛（编号854），工艺精致，不可多得。造像艺术风格亦复杂多样，除了由乾隆皇帝亲自参与设计、严格按照佛教经典及造像量度标准制作的“规范化造像”外，还有根据从尼泊尔、印度等地进献而来的佛像，吸收其精华，对其局部进行改动和装饰而制成的“创新型造像”，从而使得这一时期制作的宫廷造像兼具多种文化因素，融入了如印度帕拉风格、克什米尔风格、尼泊尔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等几乎各种造像风格，甚至有时一件作品还表现出两种风格甚至多种风格的结合，显示出这些艺术风格在宫中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