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名称：

关良 1957年作 德国风景

图录号：

11

年代：

1957年作

艺术家：

关良

材质：

纸本 水彩

作品分类：

尺寸：

32.7×45cm

估价：

开通VIP查看价格

成交价：

RMB：开通VIP查看价格

HK：356364
USD：47040 GBP：0 EUR：0

拍卖公司：

北京诚轩

拍卖会名称：

北京诚轩2009春季拍会

专场名称：

中国油画雕塑 总成交额：1,636.52 万元　成交率：70.91%

拍卖时间：

2009年5月24日至31日

备注：

声 明：

钤印：关良
展览：“关良1900-1986”，1996年3月16日至4月2日，大未来画廊，台北
“纸上作品展—林风眠、关良双个展”，1998年，大未来画廊，台北
“关良百年纪念展”，2000年4月19日至5月14日，大未来画廊，台北
“关良个展”，2004年3月6日至25日，大未来画廊，台北
“林风眠、关良、常玉、朱沅芷、吴冠中、赵无极联展”，2005年11月12日至27日，大未来画廊，台北
这幅《德国风景》是关良水彩作品中最重要的一幅，典型地反映出他的个人风格。从其对墨色以及线条的纯熟驾驭来看，完全是以水墨的方式画水彩，呈现出的面貌也与他通常的水彩画不同。建筑的尖塔、窗子保留着体量的要求，但已经非常概括，而建筑、船与人物的关系则有意突破透视、比例等的限制，体现出关良所特有的稚拙、夸张、幽默的风格，达到某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德国风景》还曾被画家自己改画为一幅油画《德国晨雾》，足见他对此画的偏爱。
“盗火者”的困惑
—留法（拍品编号?11-17）、留日画家（拍品编号?18-32）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中国传统美术的现代转型，是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侧面，其直接动因在于晚清帝国内政外交的全面破产。由当时的精英阶层看来，取法欧美，走西化之路几乎是唯一选择。美术自也不能例外。从1887年第一位学习西画的留学生李铁夫到达纽约开始，在晚清民初直至抗日战争爆发的半个世纪里，众多美术人才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之下踏上求学之旅，而各种经典的或时兴的西方美术理论、技巧乃至西式教学模式，随之不断地被介绍到国内。
当其时，留学的目的地无非有二：一是直接到欧洲或美国，特别是西方美术的中心法国，求取原汁原味的“真经”；另一则采曲线道路，赴近邻日本，学习经消化改造后的间接经验。
由于地缘因素与交通、费用等方面的优势，加之文化上的接近，更重要的是明治维新的显着效果和甲午战败的刺激，使早期赴日留学者逐年增加，至1905-1906年左右达到高峰，自费留日人数在八千人以上，其中不乏研习美术者，单单在上世纪前半期，东京美术学校一处就有为数达九十名的中国学生就读。这些留日学生中，老一辈的李叔同（1905年留日），稍晚的陈抱一（1916年留日）、关良（1917年留日）、丁衍庸（1920年留日）等都将经过日本文化筛选后的西方观念带回，增大了其接受的可能，为西洋绘画的推进作了开拓性的工作。因此，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被视为“中国现代绘画的推手”。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从法国归来的美术家群体也已经形成气候，并开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们中的佼佼者当然要推林风眠与徐悲鸿，而谈到这二人的出道，就不能不提奖掖与提携青年才俊的伯乐—蔡元培。蔡氏早年留学德国，是第一位选修美术史及美学课程的中国人，这为其日后大力倡导“以美育代宗教”种下了前因。辛亥革命后，他出任教育总长，后掌北京大学，开启了现代高等教育的黄金时期。1918年他与徐悲鸿相识，一见如故，1924年在巴黎见到林风眠，亦极为赏识。就在1925年，蔡氏即推荐刚刚回国的林风眠出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当时林不过廿五之龄。北伐成功，蔡氏任大学院（教育部前身）院长，旋即提议筹建国立艺术院，并选址杭州，再次推荐林风眠任校长，又介绍徐悲鸿至新成立的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教育专修科（后改艺术系）任教。林、徐二人也没有辜负蔡的期望，杭州艺专吸收了多位留法艺术家，形成了兼收并蓄、中西融合、倾向于现代艺术（时称“新派画”）的教育观和教学模式，培养出大量艺术人才。而徐悲鸿醉心于欧洲印象派以前的写实主义风格，在担任中大艺术系主任后，强调素描、形体训练的重要性，移植法国经典的教学体系，将该系建成全国最强的一个艺术系。可以说，正是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留法学生掌握了民初美术教育资源，占据了领导者的位置，为现代美术教育开辟了发展的道路。
而不同的留学经历，是否也给这些现代美术的奠基者们带来不同的艺术面貌呢？早在1929年的第一届全国美展后，就有倪贻德敏锐地提出：“最近我国艺术界，…无形中有所谓欧洲派和日本派的对峙。”而日本学者菊地三郎于20世纪40年代回忆上海西画界情况时也说：“大约从1925年以后，概观中国西画坛，我们可以明确有两个派别的存在。一是以在法国留学的人为主的，如刘海粟、徐悲鸿、颜文梁、林风眠、庞熏、王济远、汪亚尘、梁鼎铭、张充仁、周圭，和已故的邱代明、张弦等人。另外是以在日本学习绘画的人为主的陈抱一、丁衍庸、关良、倪贻德、刘狮、徐咏清等人。”概言之，留法、留日画家的风格取向正如有的美术史家所言：“留学西方的中国美术家一般倾向写实主义，留学日本的中国美术家一般倾向现代主义。”究其原因，大约留法者多经严格西式学院教育，而“日本的油画没有欧洲那种悠久的写实传统，学院派教育一开始就带有外光派色彩，而且尚未扎根，西方现代主义就接踵而至。在中国留学生云集日本的1937年以前，西方现代诸流派正倾入日本，各种流派风起云涌，形成日本近代美术史上最开放、风格面貌最多的一段时期。中国留学生既在学校从师带有外光派色彩的学院式写实油画，同时又深受日本社会上现代主义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倾向现代主义诸流派。西方现代艺术的许多概念，都是先由日本人译为汉字，再由中国留学生传入中国的，如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达达主义、野兽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加之日本美术与中国美术的联系，使留日画家的学习环境并不像留学西方者那样完全隔绝于传统，故他们常能较自由地从明清水墨画中撷取资源，将之融入现代主义的抽象理路中去，这从关良、丁衍庸对八大等的心仪中就不难看出。
当然，所谓留法与留日的对立与分派只是相对的，他们推广西方艺术教育体制、传播西方美术技法，进而引进欧洲的文化精神来与本土经验相融合，以求得中国文明苏生之钥的初衷则并无二致。而艺术家间的个人气质、修养与际遇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艺术实践的个性与对艺术发展的不同认识，其间的丰富性与可能性也绝不是用两个派别就能涵盖的。况且，留给艺术家们专心研讨艺术的时间和空间正在一步步收缩，随着外部环境的恶化，纯艺术的争论越来越成为侈谈。抗战期间，曾经是留法艺术家聚集地的杭州艺专内迁，与北平艺专合并，新加入的教师除留法的庞熏、秦宣夫外，也有留日的关良、倪贻德。
团体的面貌日渐模糊，艺术家只能更多以个人形象出现。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跟上形式，极端者如倪贻德，在40年代后期转而投身左翼运动，后以人民解放军首席军代表的身份接管了杭州艺专，而庄子曼、方干民等也在新中国成立后力图用流行的写实主义手法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大多数早年留学欧、日的艺术家则在历史环境的进逼中退而求其次，选择温和而中性的风景或风俗题材，既对新政权的文化方针与政策表示尊重和服从，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艺术个性，甚至有意无意间还让谙熟的“新派画”手法偶现鳞爪，但无论如何，多元探索相互争鸣的时代已经过去，写实主义的创作技法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风格注定一统天下。时代的风云际会，裹挟着艺术的运行轨迹，在漩涡中旋转浮沉，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团体就能够决定的，有些人坚持，有些人紧跟，但都不足以抵消他们面对历史大势的困惑与无奈。
出版：《华人艺术经典Ⅳ—关良1900-1986》，大未来画廊，台北，1996年3月，第73页
《关良百年纪念展》，大未来画廊，台北，2000年4月，第76页